采访对象：李凤英，女，38岁，湖南澧县官垸乡双富村人

人物群体：流动摊贩

人数总量：北京估计30万人左右

群体特征：各居民小区周边

月均收入：11月~次年3月1200元左右，4~8月1500元左右，9~10月1600元左右

李凤英用她右手仅有的3个指头帮顾客挑选着桃子时，心里有点急，天快黑了，三轮车上还剩不少桃子，如果今天卖不完，就得明天赶早市贱价处理了；要是剩得太多，今天就白忙活了，基本上赚不到什么钱了。

李凤英每天卖水果的路线很固定：凌晨5点，赶去10公里以外的批发市场进货，7点之前，去早市把昨天剩的水果卖了；8点之前，得赶到地铁口，那是卖水果的早高峰，也是一天中水果能卖到最高价的时段，如果那个时段错过了，那么收入势必要减少；中午也是水果集中脱手的高峰段，李凤英11点半之前就要推着三轮车到各大机关单位门口，趁大家午休的时候多卖点儿；下午16：30~19点，她又会回到地铁口，等待下班的顾客；为了多卖点儿，她还会在居民区周边多待会儿，因此每天到家都快到22点，然后尽快睡觉。

“看见没，那院里坐着的几个老头儿老太太等着我降价呢！天黑了，他们等着我甩卖。不然，隔夜的水果价儿更低。”李凤英极不情愿地喊着：“大桃5元5斤啊！”果不其然，话音未落，那院里的几位老人立即站起身来，以极快的速度围拢在李凤英的三轮车周围。

一阵挑挑拣拣、一番讨价还价后，几位老人心满意足地拎着桃儿走了。李凤英却皱着眉头，归拢着车上挑剩的桃儿，“他们手太重，这几个桃儿都捏软了。”李凤英看着几个大桃儿直心疼，她从中拣出一个软得淌水的桃儿，大口吃了起来，“吃完能坚持到回家，中午也是一个桃儿打发了午饭，再不吃点东西，真怕熬不到回家呢！”从玉泉路地铁口骑到她在海淀的家最快也需要一个钟头。

“干这行太苦了，你可以看看有几个女的干这个的。”李凤英之所以干这行，也是迫于无奈。8年前，李凤英在湖南澧县的农村老家跟着丈夫做生肉加工生意，一次搅肉时不小心卷进了两个手指头，因为重度感染，不得不将无名指和小指截肢，那次事故不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，还让全家背了一笔不小的债务。

来北京时，丈夫已经40岁了，走遍各招工单位，不是嫌她丈夫岁数大，就是嫌丈夫没什么文化。看到租住房周围的邻居每天推着三轮车卖水果，李凤英丈夫觉得这个活儿比较好“上手”，需要的本钱不多，只要有力气，就能赚到钱。于是丈夫的“流动水果车”开业了。

与绝大部分打工者不同，李凤英没有将父母留在老家，而是把老人孩子都接到了北京。老家的地不多，她和丈夫把家里的地都承包出去。李凤英说：“一家6口都围着那4亩地，没法活。为了让孩子受到好的教育，也让孩子能见见世面，2001年，她和丈夫咬牙把两个孩子接到北京上学。”本来丈夫一人工作，可老人孩子都在北京，一个月房租和日常开销至少也得1200元，李凤英让丈夫也给她拼装了辆平板三轮车，她成了丈夫的“同行”。

李凤英夫妇进的都是应季水果，而且品种单一，苹果、梨、樱桃、桃、橘子，不外乎这几样，西瓜、哈密瓜等这样有分量的水果不能进，因为他们的三轮车拉不动，也没利，等转到他们手中，一斤西瓜也就赚个3~5分钱；而像香蕉这样的水果又太娇气，不适合流动售卖；进口水果进不起，上价高，光损耗就能赔个底儿掉。李凤英每天进300多块钱的货，丈夫比她多点，能把每天进的这些货卖完，两口子能赚近100元。由于流动贩卖，受天气、季节、节假日等客观条件的影响，李凤英夫妇的收入很不稳定。

李凤英说，她每天都担惊受怕，跟城管打游击战，拼的是眼疾腿快。“有点风吹草动就得赶紧跑，一旦被城管逮着，损失少则150元，多则300~400元。水果摊是等人上门，我们是给人送货上门。也因为我们的水果要比一般水果店面便宜一点，所以只要看见我们，他们都会打电话举报。尽管我这样卖水果不符合规定，但要是让我每月拿出近1000元租门面，我可租不起。一般租店面都是需要预交一年的租金，一下要交清1~2万的租金，数目太大了，像我们这样出来打工的人，根本没这个实力。”

“多给你点儿，我这秤是9两秤。”李凤英会对回头客直截了当地挑明，之所以也在秤上做点“小文章”，是因为这是行规。“他们都是8两秤，如果只有你的秤准，有顾客在旁边摊上买了水果，顺便在你的秤上称，发现重量不一样，那会惹大麻烦的。大家会合伙压价排挤你的。”前一阵，卖荔枝，李凤英也用了保鲜剂，“人家都用，你不用，荔枝肯定是卖不出去的，所以我尽量比别人少喷点儿。”李凤英说，因为知道保鲜剂对人身体不好，所以水兑得多，喷洒的次数少。尽管这样，“心里愧得很，没卖几天就不卖了，改卖梨了。”李凤英说凡事要凭良心，这么说，也要这么做。